茶叶作为一种综合文化体（包含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很早便进入了羁縻体系之中，成为羁縻的重要手段。梳理中国传统社会中以茶羁縻的历史，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其阶段性或规律性。本文认为，在清朝末期之前，以茶羁縻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可以大致划分出五个阶段：发端、快速发展、巩固与完备、维持推进、功能减弱至转化。以下，本文将对这五个阶段进行必要的分析，并基于此归纳出“以茶羁縻”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中边疆治理的一种手段所展现出的多维度逻辑及产生的启示。

唐代已经十分重视羁縻政策的运用，因此在边疆民族地区设置了羁縻性地方行政单位，可称为“羁縻府州”。“羁縻府州”的行政结构体系分为府、州、县三级，各族地区原首领按唐官制被授予都督、刺史等官号，官位世代承袭。唐代时，府、州、县三级机构数量达856个，多隶属边州都督府或都护府。在宋、明时期，羁縻府州制也得到因袭，但略有改动。此制对维护边疆稳定，加强文化往来和经济发展均有积极作用。

（一）从民间文化走向政治和经济前台

饮茶现象与茶文化的传播在唐朝社会中已经出现高涨之态，应该注意的是：这种力量最初来自民间，而非皇室贵族。无论以茶为药还是民间制售茶叶、茶汤，都不能简单归因于皇权力量或士大夫力量——即使众多史料文献中更多是关于他们的记载。

《三国志》中有孙皓赐韦曜以茶代酒的故事，表明茶叶作为饮品已经进入或尝试进入官方前台。实际上在唐朝之前，饮茶单独出现的情境是较少的：茶多与他物混合出现，同时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尚存在较大区域局限性和群体局限性。

唐朝中期左右，特别是陆羽《茶经》成书前后，茶叶贸易以及饮茶之风大概率已经风靡全国。这是国家将茶叶贸易纳入财政体系以及加强对茶叶贸易管理的前提。把茶叶贸易和管理纳入财政体系和行政管理体系是唐朝加强对茶叶管理，利用茶叶羁縻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手段。在史料记载中，唐朝与吐蕃的互市贸易出现于731年：“以赤岭为界，表以大碑，刻约其上。”

虽然并未发现明确的茶叶流通记载，但这种边疆贸易的出现必然与财政体系、税收体系产生某种关联。据《旧唐书》载：“初,浴堂召对,上访以富人之术，乃以榷茶为对。其法,欲以江湖百姓茶园,官自造作,量给直分,命使者主之。帝惑其言,乃命王涯兼榷茶使。”此为唐大和九年（835），文宗以王涯为榷茶使，始开榷茶的记载。自此，茶叶的生产贸易被进一步纳入国家的行政管理体系之内。虽然王涯为第一任榷茶使，但榷茶的真正构思、发起者却是郑注和李训二人。虽然二人口碑不好，“天资狂妄，偷合苟容”，但“经略谋猷”出众。

榷茶的出现实际上是谋求茶利的重要后果，所以出现“徙民茶树于官场，焚其旧积者”，这与中原王朝边疆治理的直接关系尚不大。对利润的过度追求必然导致社会阶层矛盾的激化，使“天下大怨”，王涯也因此陷入困境：“涯以榷茶事,百姓怨恨,诟骂之,投瓦砾以击之。”但是，这些“百姓”到底指的是哪些群体呢？在对巨额茶利的争夺中，这值得关注。

《旧唐书·王涯传》中亦有发问：“真百姓未必如此,此盖因榷茶而失利者为之?”可见围绕茶叶贸易的利益之争在唐代社会已经产生了广泛影响。虽然不同史料对唐代茶税起征时间有多种表述，但其始于唐德宗建中年间（780—784）应似无疑。茶叶在民间的贸易规模或参与群体的规模达到某种程度，政治权力才会关注到这些现象，并参与到对茶叶贸易的管理之中，以谋得政治、经济话语权和相关利益。

当然，当时还有一个重要背景：安史之乱后唐朝统治由盛转衰，王朝统治集团迫切需要新的财政收入以应对各类开支压力。虽然唐朝税茶之举几度兴废，但已经深刻打上了朝廷支配茶叶贸易的烙印。

建中三年（782），户部侍郎赵赞上奏：“诸道津要，都会之所，皆置吏，阅商人财货，计钱每贯税二十。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十一税之，以充常平本。时国用稍广，常赋不足，所税亦随时而尽，终不能为常平本。”表明当时财政性的茶税已经执行，但兴元元年（784）即被废止。公元793年，为缓解国家财政之困，茶税再起，税率仍为10%。当年之茶税额就达40万贯，第二年增加到50万贯。到了821年，盐铁使王播把茶税税率提高到15%。

在此之后，王涯始榷茶，却在“甘露之变”中被杀。唐朝茶税征收与管理多有变动。在常规茶税之外，还存在所谓的“拓地钱”，主要由茶商交付。在武宗会昌年间（841—846），各地方非法拦截茶商并征收额外的“拓地钱”，直至大中六年（852）裴休制定税茶法十二条，才得以有效制止。

咸通六年（865），江南茶税中又出现了“剩茶钱”，通过茶模增重来增加茶税。《新唐书·食货志四》记载：当时江淮之茶使用的是大模，一斤至五十两。于是，盐茶使于悰把茶的斤两复旧，但是每斤增收税钱五文，这五文钱就是所谓的剩茶钱。茶叶主要从民间文化进入政治和经济领域后，榷茶和茶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们为以茶羁縻之策的实施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和经济基础。有了这样的基础，唐代茶叶生产才得以从国家层面进一步推广，并助推用茶、饮茶行为在全国范围内传播。

（二）文化中的身体意象

唐代是茶产业、茶文化迅速兴起之时，在这一阶段中，虽然把茶作为日常饮品者越来越多，但在主流观念中，茶药仍是最为主要的理解维度。《新唐书·李石传》中载：“开成改元大赦，石等商量节文。诸道除药物、口味、茶果外，不得进献。”此记载表明当时“以茶为食”的存在。在大量文献史料中，贡献、赏赐、馈赠三者中“茶茗”与“药物”并称，或直接称“茶药”“药茗”的记载非常之多。在与军事相关史料中亦存在这种情况。

《新唐书·陆贽传》中记载，陆贽在陈述西北边事时说道：“关东戍士，衣廪优厚，继以茶药，资以蔬酱。”《新唐书·兵志》载：德宗时，戍卒屯防，药茗、蔬酱之给最厚。这些士兵们得到茶叶后做什么呢？可能仍主要用于治病或辅助治疗，而“不必皆自饮”，所以“唐世尚与药并称”。

从这些记载来看，饮茶的表象实际是唐朝长期流行的一种药物保健观念的延展和具体展现。在唐代，用茶之风、谈茶之风，甚至研究制作和运用茶的技法在知识分子阶层中成为时尚，基于这一点，唐代文人饮茶风气之盛似应只是表面现象，更深层次是他们从知识角度对身体意象的高度关注以及基于此形成的社会互动关系，或者说，他们从身体的、精神的和社会的角度更看重茶的功能性。

要而言之，在官方和民间的两类视野中，虽然茶叶的符号意义有所差异：官方是一种国家权力符号和经济符号，也是地方官员的政治符号，而民间更代表着谋生以及技术性、文化性探索的意味，但在这种综合的符号体系下，茶叶必然会对边疆产生一种强有力的影响，譬如当时的回鹘、吐蕃、南诏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

更为重要的是，从文化传播论和权力网络的角度看，唐王朝相对繁荣的经济和强大的军事能力为茶叶的符号化提供了基础，这也是中国丝绸、茶叶和瓷器在亚洲甚至世界上发出耀眼光芒的一个重要前提。反过来，这些具有耀眼光芒的东西，往往可以成为一个国家的重要代言者。

（安根团队摘自赵国栋：边疆治理的多维逻辑：“以茶羁縻”的历史进程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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